王元林最关心家里有没有电，大白天进屋总是习惯性地按一按房灯的开关。6月25日15点，王元林迈进屋，一按开关，发现又停电了。

　　他神情紧张，一改平日的慢条斯理，一个箭步冲到冰箱前面，打开上下柜门，里面整齐摆放着疫苗。他将冷冻室内随时处于冷冻状态的冰模板，一个个挪到冷藏室。挪动冰模时，他左腿半跪，右腿弓步，支撑着身体重量，头快要伸进去了，双手飞快地将冰模板来回挪动。

　　让疫苗始终处于低温状态是保存的关键。如果一停电，王元林家冰箱里的疫苗，依靠冰块仍能保持2℃—8℃的标准温度。

　　王元林起身时有点吃力，老伴李桃子上前搭了把手。原来，王元林年轻时右腿受过伤，左腿也在4年前伤过一次。

　　那天，天刚亮，他动身到地处深山的北黄苇村，给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接种疫苗。走到半路忽然下起大雨。在当地，下雨是件可怕的事情。黄土见水变成黄胶泥，格外黏缠。粘在鞋上甩不掉，继续走则一层层加厚。这种泥特别滑，踩着两脚泥前行，就像踩了一双溜冰鞋。

　　当时雨劈头盖脸浇下来，王元林没处躲，只得硬着头皮往前走，但很快就摔了一跤。他立马爬起，还能走，只是左膝有些疼。就这样，他坚持着打完针，走回家，以为没什么大碍。半年后，左膝开始剧痛，走起路来嘎嘎响。后来，左腿逐渐蹲不下了，要么就是蹲下站不起来。

　　山路上的王元林，四季并不分明。冬天，王元林穿一件呢子上衣，里面穿件毛衣。这本是秋天的装备，可冬天天气再冷，他也不加衣，就图走起来轻省。夏天，王元林就穿一件普通的薄衫，但口袋里装满了大大小小的本本，这样他才能准确掌握每个孩子的信息。

　　从神家村再往深处走，大山最深处是南黄苇村与北黄苇村。北黄苇村大些，有四五百口人。南黄苇村人口越来越少，200人的村子，现在只剩下几十口人，这个村有两个接种对象，一个两岁、一个一岁半。

　　为了这两个孩子，王元林一个月至少得去两趟。这是全乡最难走的路，从王元林家出发，十几公里至少要走一个半小时。

　　顺着河滩走，全是坚硬的河滩石，走起来脚痛。再走一段，河滩也没有了，只有越走越高的山路，黄土飞扬。这样的山路，汽车没法开，自行车没法骑，只能步行。

　　王丽娟在一排平房前正抱着一岁半的儿子溜达。王元林远远看到，吆喝一声，丽娟抱着娃儿进屋，等着打针。

　　注射后，王元林叮嘱丽娟，就算娃娃哭得一身汗也千万别带她到屋外，这样容易感冒。若是发烧，就拿酒精擦擦腋下。丽娟听了，止不住地笑：我小时候就是你给打，每次都这样给我妈妈说；现在给我孩子打，你还是这样的说法。

　　整个双路乡，像王丽娟这个年龄段的人太多了。他们小时候就是王元林给打针，现在当了爹、当了娘，王元林接着给他们的孩子打。

　　国家强制免疫的疫苗，从4苗到5苗、7苗，直到14苗。现在，3周岁的孩子，从出生起全部接种强制免疫，总共得打19针。双路乡的百姓不知道这些疫苗是干什么的，可他们看到娃娃们长得好，不得病，越来越信任王元林。现在乡亲们形成习惯，谁家生了孩子，主动电话通知他，在家等着接种。

　　王元林打针，绝不会提早一天，这也是37年间，他没有发生过一起接种事故的关键所在。打疫苗必须严格做到两点，掌握接种时间、确定没有禁忌症。为了遵守这两点，王元林没少吃苦。

　　去年，南沟村赵小龙的娃娃一岁多，该打B型流感疫苗。王元林走了一个半小时，步行15里路来到赵家。仔细一看，孩子脸通红；用手一摸，额头发烫，典型的接种禁忌症。王元林转身就要走。孩子的妈妈是贵州人，很快要带孩子回娘家，她担心临走前王元林来不了，央求他给孩子打针，王元林坚决不同意，虎着脸下山了。3天后，王元林再次步行15里路，为孩子打了疫苗。

　　不能提前，王元林更不会偷懒往后拖。他打针，从来都是规定哪天就哪天。今年正月初七，天气寒冷刺骨。当地有“初七不出门，初八不回家”的讲究，可王元林背着冷藏箱去狼儿沟老赵家打针。他早已摸清老赵儿子的出行规律：每年大年三十回家，初八返回太原打工。走时还要带走老赵一岁两个月的小孙子。如果今天不打针，这孩子因病一推再推的麻风疫苗又得无限期延长。

　　十八九里路，王元林走了3小时。到了老赵家，大家对他的出现格外惊讶，心疼地埋怨他，“晚打这一针怕什么，看把你冻成什么样了！”冻得手指发僵、耳朵生疼的王元林烤烤火，半晌才搭腔：这工作，必须谨小慎微，来不得半点马虎。“晚打了，惹上些病，我就害了你们全家人！”

　　王元林住着亮堂堂六间砖房，房子位于神家村中心地带，紧挨着村委会，在村舞台旁边。

　　白生生的瓷砖贴面，顶着二尺宽的房檐，气派得很。但再仔细看，便觉出捉襟见肘。孤零零的房子立在那里，没有院墙；房前台阶，是石头堆出来的，20米长，两米宽，走在上面，坑洼不平。

　　老伴李桃子将屋里擦抹得干净整洁，水泥地光滑可鉴。屋里最显眼的地方，摆着四五十袋粮食。这是王元林与他兄弟这几年种下的口粮，尽是些胡麻、谷子、糜子。白面大米，得用这些杂粮换，永远以多换少。

　　屋里没什么家具，一口红色榆木大柜，是王元林爷爷手里传下来的。一个上世纪80年代样式的平柜，还有一只小扣箱，是夫妻俩一辈子的家当。家里惟一的电器是25英寸的彩电——这是去年李桃子把大大小小11只羊卖了1050元，才换回的。

　　王元林最丰富的家当就是十几口粗瓷瓮，里面存放吃一冬天的土豆、小米、胡麻。老伴一个人种六亩地，顾住了老两口的吃喝。

　　王元林的房子住了20年，漏水严重，早就不能住了。现在的房子，并不是王元林的，而是二女儿的。爸妈没钱供她与姐姐上高中，她们早早就外出打工。二女儿在太原一家裁缝店打工，整整12年攒了5万元。前年，她为自己与爸妈盖了这房子。

　　1973年刚工作时，王元林每月工资26.5元，10年后涨到36元，从上世纪80年代初涨到每月64元。这就到了2007年，静乐县给他们这批“小集体”医生涨工资，加到了200元；2008年再涨到370元。

　　静乐县卫生局局长李茂林与王元林是老相识。每次见面，李茂林对这位全省的老先进格外尊敬，总是尊称老王，从不直呼其名。局长这一举动让王元林很受用，“我知道，局里、县里同情我。可穷家难当，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。”采写：本报记者康景琳 摄影：本报记者马立明